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英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次年上台的联合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节省公共性支出的措施以减少财政赤字，教育系统首当其冲，而大学博物馆作为这个系统的其中一个环节也不能幸免。所谓大学博物馆，顾名思义是指为大学拥有和管理的博物馆。由于行政归属的特殊性，大学博物馆在面向受众群、资金来源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公有或私人博物馆，因此它们在运作中面对的问题，以及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遇到的挑战也更为复杂。本文选取牛津大学、杜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高校旗下的大学博物馆为对象，探讨这些学术象牙塔中的缪斯神殿如何经营各自的生存之道。

  截至2010年，全英国共有大约100家常年对公众开放的大学博物馆，另有300多个做大学研究和教学用途的收藏。这些博物馆涉及人类文明与自然世界的方方面面，例如牛津大学Pitt Rivers博物馆注重考古学、人类学展示、 Ashmolean博物馆偏向艺术，布里斯托大学Lapworth博物馆则以地理学为主题。尽管大学博物馆仅占全英博物馆总数的2%，却管理着境内30%的重要博物馆收藏。在2005年至2010年，这100家大学博物馆共同吸引了超过400万参观人数，此外，还为约26万名观众提供了专门的教育类服务，其中包括5万人次以学术研究或高校教学为目的的服务。与国有、公有、私人、商业等博物馆相比，英国大学博物馆具有怎样的特殊属性呢？

  大学博物馆的建立

  与许多博物馆类似，英国许多大学博物馆起源于零星的收藏，聚沙成塔以至现在的规模。特别之处在于，这些收藏往往由大学的一个部门、一个系甚至一个人开始，专门为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而建立。如牛津大学的Pitt Rivers博物馆建于1884年，它的创始人英国皇家将军、考古学家与人种学家Augustus Pitt Rivers把自己的私人收藏捐给大学，条件是在大学建立一个永久的人类学教职。

  另一机构杜伦大学东方文化博物馆的建立，能更纯粹地诠释大学博物馆为教学研究之用而建的理念。杜伦大学的东方语言教学早从19世纪初便开始，1951年，大学的东方文化研究学院成立，首任院长William Thacker教授主张学生应该认识东方的物质文明以帮助语言学习，教授本人甚至早在学院成立以前便开始为他构思中的博物馆收集器物。于是，从1950年至1956年间，Thacker在大学开辟了两件空房以储藏和展示他的藏品。1957年，在Gulbenkian基金会的赞助下，学院准备正式兴建博物馆。为了给东方文化研究学院的学生提供最便利的服务，博物馆馆址选在了当时的学院旁边，离市中心及其他旅游热点距离甚远；博物馆正门也被安排正对着学院门口而非面向马路；馆内大部分空间被定为教室。

  当然，并非英国所有的大学博物馆都源于教学收藏，还有一种普遍情况是私人或地区性收藏在经济困难无法维持的情况下被收藏家、托管人赠送或出售予教育机构。曼彻斯特大学旗下的曼彻斯特博物馆便是一例。

  大学博物馆的行政

  由于各家博物馆和大学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学博物馆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从而影响博物馆运作的独立性。中小型博物馆往往附属于大学的某一部门或学院，例如杜伦大学旗下的两家博物馆就共同从属于大学的“图书馆与博物馆服务”系统，两家博物馆共享人力资源、共有一位总馆长，大学对于博物馆日常事务的干涉通过博物馆理事会的形式体现。理事会的理事长是杜伦大学分管人文艺术类学科的副校长，其他理事成员有大学教师代表、学生组织代表、外部机构如杜伦市政府艺术委员会代表等。在每学期召开一次的理事会会议上，馆长需要向理事会提交周期报告、年度报告、5年计划等报告，一些重大决定例如对外合作、出国巡回展览、大型的借展、重要人事、更改门票收费等，都必须经理事会通过。

  而规模大、人力资源雄厚的大学博物馆则是另一番景象。牛津大学旗下的Ashmolean、Pitt Rivers等博物馆“各自为政”，由独立的博物馆理事会管理。所有博物馆理事会之上又有一个统领整个牛津大学博物馆系统的总理事会，总理事长是牛津大学分管学术研究的副校长，每个博物馆的馆长向总理事会提交报告。无论规模大小，大学博物馆理事会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保证博物馆的计划和目标符合大学的利益与追求，例如满足大学研究与教学的需要、接收相关专业的实习生、为大学的对外交流作文化推广等。

  大学博物馆的资金来源

  作为大学旗下部门，英国大学博物馆的基本运作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所属大学的经费。这些经费通常用于支撑博物馆的日常经营和消耗，例如主要工作人员的薪水、场地租用和清洁、水电等，往往是捉襟见肘。在这些基本开销以外，大学博物馆要是想进行大规模的展览更新、器材购买、图录出版、藏品购买等，必须想办法申请外部资助。目前资助英国大学博物馆建设的最重要的机构首选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简称HEFCE），苏格兰地区也有类似的机构。

  HEFCE是在英国国家商业、创造与技能司制定的政策框架下运作的非政府类公共机构，它的资金也来源于上述政府部门。通过个案的申请和审核，HEFCE为英格兰地区130家大学及研究机构提供资助，其中就包括大学博物馆和类似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在2011至2012学年，HEFCE为英格兰地区31家大学博物馆提供了共1045万英镑（约1.045亿元人民币）的资助，占受资助博物馆总资金的20%至50%不等。然而，受惠的31家机构只占全英大学博物馆总数的一小部分。那么，HEFCE选择资助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呢？在2011至2012学年的资助名单中，不难发现绝大部分受惠博物馆出身名门，其中剑桥大学旗下机构有6家，牛津大学旗下机构有4家，伦敦大学学院旗下机构有3家，此外，还有杜伦大学、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名牌大学的博物馆。在资助金额上，光是剑桥、牛津两巨头旗下共10家机构所接受的款项就超出了总资助金额的一半。

  这个数据表明博物馆所属大学的名气、教学与研究水平是HEFCE选择资助对象最重要的标准。这并非门第之见，而是大学本身的属性直接影响着博物馆收藏的利用率和学术研究含金量。在2009年以前，HEFCE的资助偏向用于馆藏管理和维护，之后随着英国政府对公共文化艺术领域的赞助日益减少，HEFCE也调整了它的资助重点，转变为强调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功能，以更加符合大学的利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名校更容易获得HEFCE的青睐了。除了HEFCE以外，其他主要的赞助机构还包括艺术与人文研究议会（简称AHRC），专门为个人或机构的研究项目提供拨款。大学博物馆有相对充沛的人力和物质研究资源，对于申请AHRC的拨款自是比一般博物馆更有优势。

  然而，大学博物馆的文化精英属性并非绝对优势。在高等教育及研究领域以外的许多公募或私募资助组织，例如英格兰艺术委员会、文物彩票基金、专门资助藏品购买和管理的艺术基金，以及私人或商业背景的基金会如沃尔夫森基金会等，他们资助的重点可谓与HEFCE背道而驰。HEFCE强调博物馆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需要为先，而其他大部分资助组织却强调博物馆的公共性及包容性，要求资助能使绝大部分群众受惠。这使得高校博物馆在申请这些机构的资助时，陷入了自己机构的属性根本不符合申请要求的困境。例如艺术基金要求通过资助购买的馆藏必须常年向公众免费展出，但大部分大学博物馆却仅对学生群体免费开放。

  面对这样的问题，有条件的博物馆可以另辟蹊径，在展览与教育活动中想办法平衡大学人群和普通大众的需要，而规模小、灵活性小的博物馆往往无法获得资助，只能听天由命。自经济危机以来，许多大学的经费被削减，一些小型的大学博物馆已经完全关闭，改为仅通过预约的方式向学生开放。例如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博物馆目前只剩下一个员工，馆区仅做馆藏仓库用途，藏品只通过网络数据库的形式开放。而两年前关闭的阿伯丁大学博物馆随着大学的搬迁缩小了面积——只剩下以橱窗展览形式开放的展示，提醒着人们这个博物馆的存在。即便如此，大学博物馆比起许多地方政府辖下的博物馆已属幸运，因为大学对博物馆的拨款相对稳定；而在地方政府辖下还有公共医疗卫生、市政建设、基础教育等诸多嗷嗷待哺之口，地方博物馆往往成为了地方政府削减开销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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